儋州东坡书院的苏东坡雕像。 新华社发
海南省位于我国最南端，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总面积3.5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1944公里，有大小港湾68个。千百年来，海南岛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书写了灿烂的历史。
海南与内地自古联系密切
琼州海峡使海南岛与大陆相隔，但海南省东方市荣村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却反映出这里很早就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在海南岛西部，发现了与中原相似的铜鼓、铜釜等青铜器。这些出土文物表明，海峡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海南岛上的先民很早就与岭南以及中原地区有了经济文化往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地区开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秦末汉初，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汉军平定南越，翌年，在海南岛设立了珠崖、儋耳二郡，自此，海南岛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海南设置行政机构，加强对南海疆域的管理和开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进入岛内。唐宋时期，南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通道。大量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加速了当地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认同，凝聚了人心。
海南特有的一个历史现象是“流人入岛”，即被称为“流人”的谋生者、流放者、守边者等各类人员陆续进入岛内。这些“流人”不管什么时候、何种原因进入岛内，都会带去以习俗、技能、观念等为载体的文化，并把这些文化渗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这些文化的传播，增进了海南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将民心紧紧相连，成为越来越强的趋势，这一点在海南的历史中显得格外突出。
流放海南的名臣兴文化人，培育家国情怀
“流人入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流放贬谪。流放贬谪是将罪犯或被贬官员放逐到边远地区的一种惩罚形式，也是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一种刑罚。流放刑罚在我国起源很早，统治者自诩这是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但实际上，流放之地往往是边远、荒凉、闭塞之地，流放实际上是一种很凄苦的惩罚。
在古代，海南岛是荒远之地，先秦时期称其为“南服荒徼”，秦代称之为“越郡外境”，隋朝初年始作为流放地。《隋书·杨纶传》记载，隋炀帝时，隋朝宗室杨纶被流放至琼崖，后来携妻子逃至儋耳。这是史籍所见较早的关于流放官员至海南的记载。
唐朝有许多官员被贬至崖州。例如，曾任御史台侍御史的王义方是著名的饱学之士，贞观二十年（646年），他被贬为儋州吉安县县丞。吉安原为荒蛮之地，不知孔孟为何人。王义方到任后，与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创办学校，亲授经书礼仪、音律技艺，被称为“海南儒学教育第一人”。历任大理寺卿、户部尚书等职的吴贤秀，在永贞元年（805年）被流放至崖州。他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促进海南文化发展。苏东坡在《伏波庙记》中说，“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矣”，“则知文运之开，肇自唐季。而唐季以名臣迁居海外者，惟吴尚书壶邱（吴贤秀号）公。窃即思文忠公言思之，知吾琼文运之开，惟公称首”。《琼山县志》称其“蓄道德，能文章，八闽耆宿，为海邦儒宗”。曾任唐朝宰相的韦执谊，在元和元年（806年）被贬至崖州。他曾利用琼北随地可取的火山岩石，砌成堤岸，修筑岩塘陂以蓄水灌田，增加粮食产量。历任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的李德裕，大中二年（848年）也被贬至崖州。他虽身处边地，却心系国家，正如他在《登崖州城作》一诗中所说：“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在海南积极著书立说，传播中原文化，为海南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朝被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也较多。例如，宋高宗朝任宰相的李纲，建炎三年（1129年）被贬至琼州。他曾提出治国、整军、抗金等多项主张，著有诗文多卷。高宗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绍兴十四年（1144年）被贬至海南。他在崖州水南村兴办“逸贤峒”书院，“日以训经传书为事”。曾任高宗朝宰相的赵鼎，绍兴十五年（1145年）被贬至海南，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词。曾任吏部侍郎等职的李光，绍兴十五年（1145年）被贬居海南后，积极提倡并参与办学。在李光留下的众多诗文中，《迁建儋州学记》《儋耳庙碑》两碑文是记述儋州古代学风和民俗的宝贵史料。李光还提出了“跨空结飞梁”、架设海峡大桥的梦想。
如今，在被誉为“海南第一楼”的海口市五公祠，祭祀着唐宋两代被贬至海南的五大名臣：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祠内一副对联曰：“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这些被流放到海南的名臣，忠心耿耿、忧国忧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当时为海南各族人民所敬仰，也被后世铭记。
书院促进儒家思想传播
历史上，被流放海南的人物中，最著名的当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士曾多次被流放和贬谪。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62岁的苏东坡被贬至儋州，那时的儋州，是荒芜瘴疠之地。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取名为“桄榔庵”。他劝导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之本，教与耕殖；又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常有海南的书生学子来拜访，求教于苏东坡，苏东坡便将桄榔庵的一间茅草屋取名为“载酒堂”，作为他以文会友的地方。《琼台纪实史》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未有登第的儋州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读经习文的士子。苏东坡北归三年之后，其弟子姜唐佐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举人。位于儋州的东坡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多次重修增建，如今已成为人们纪念苏东坡的文化圣地，五公祠内也有苏公祠。
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留下了不少寄托着他对海南特别是黎族百姓情感的诗词。如，他在《题黎母山》中赞美“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当宋朝皇帝召他北归时，他依依不舍地写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些传世名句，体现了苏东坡视海南为故乡的情感。
唐宋以降至明清，在海南出现了许多由私人或官府所设的教授学子、藏书讲经的场所，即书院。在今海口、临高、澄迈、定安、文昌、琼海等地，书院十分集中，多为宋代建立。这里名师汇集，既有当地文人，也有外来的学士，他们崇文重教，使社会风尚大为改观。从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始，历经元、明，至清光绪十五年（1899年）的科举考试中，海南各地先后有112名考生考中进士，这是海南岛推崇文化教育、传播儒家思想、推动科举制度的一个积极成果，对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上被流放海南的贤相、名臣、学士、文人墨客，他们虽身处逆境，却心怀天下；虽无权势，却满腹经纶，从教行文成了他们矢志报国的重要选择。他们的作为彰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观、崇文重教的价值观，在海南传播了中原文化，促进了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文化认同，培育了爱国主义精神。（作者系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首席专家）
（来源：理论周刊 作者：陈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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